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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風刮了兩年，在AI普及之前，工作的“存在主義危機”先一步到來，互聯網上關于人工智能何時能取代人的工作，能取代什么工作的討論層出不窮。在人工智能的道德倫理邊界的討論上，“警惕人工智能大規模造成失業潮，引起社會恐慌”也是其中一項。
但絕大多數人工作并不是因為熱愛，而是為了收入和生活不得不去工作——“不打工就沒飯吃”才是無數人焦慮于人工智能“搶飯碗”的原因。
對這個問題，人工智能行業大佬比我們更上心。
Open AI的CEO Sam Altman一直在公開場合表示，人工智能消除傳統工作后，會導致少數人持有的大量財富儲備，政府需要給予每個人生存的基本收入。
甚至早在2016年初，Altman就在博客上發表了《基本收入》的文章，尋求全職研究人員來探尋給一群人提供五年的基本收入后，會產生哪些影響。
Sam Altman也不是唯一一個這么想的硅谷大佬，伊隆·馬斯克、AI教父Geoffrey Hinton也都秉持著類似意見。
延伸到政界，幾年前在硅谷備受關注，參與競選總統的政界紅人Andrew Yang，他的競選承諾就是“給每個18周歲以上的美國公民每月1000美元，而不管其收入或就業狀況如何。”
現實層面，人工智能還尚未發展到可以大規模取代人工的階段，這種“全民大撒幣”的政策也太過激進，但這不妨礙Sam Altman未雨綢繆，他讓自己旗下另一家非營利組織Open Research從2020年就開始在美國進行小規模進行“基本收入測試”，實驗進行了三年，今夏公布了結果。
基本收入會導向終于解放了人類生產力的烏托邦，還是賽博朋克下的極度落差，亦或是向湖面投石后的短暫波瀾？
一、怎么發，怎么用
“基本收入”項目規則很簡單，從2020年11月開始，到2023年10月結束，Open Research從得克薩斯州和伊利諾伊州隨機挑選了3000位受試者，年齡需要在21～40歲，年收入多不超過美國貧困線3倍（即每人$1，255/月）。每月向1000名項目受試者發放1000美元，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對此還有另一個2000人的參照組，每個月會收到50美元。
這是有史以來大、長期的直接給錢試驗。Sam Altman自掏腰包，總計發放了4500萬美元。
Altman曾在2016年《基本收入》這篇博客里寫道“人們在拿到收入后，是會坐著打游戲，還是創造新事物？人們會感到快樂和滿足嗎？他們是否會擺脫對溫飽的恐懼，進而取得更多成就，為社會帶來更多利益？總體而言，拿到基本收入者創造的經濟價值能否比他們接受的更多？”
此前斯坦福基本收入實驗室所得出基本收入用途結論｜圖源：斯坦福大學
結合了三年來對3000名受試者每月的主動日記、電話訪談、信用報告、消費記錄甚至及生物體征的變化數據綜合下，該研究催生出了共計近300頁的兩篇論文，部分回答了Sam Altman的問題。
研究顯示，受試者平均每個月會比以往多花310美元，主要用于住房、食物和交通。同樣，他們的收入也平均下降了125美元，但并不是因為工作表現不佳被降薪，而是他們選擇減少額外勞動，換言之，他們不再用“多勞”換“多得”了。
受試者每周工作時間減少了約1.3小時，等于一年減少了8天工作日。
相應的，他們的工作機會也減少了2%，但他們積極去找工作的概率增加了10%，而且受試者想要創業或追求更好的教育比率大幅增加。
在健康上，研究小組對1206名受試者膽固醇、糖尿病風險和高血壓等生物標志物進行了持續三年的跟蹤測試，結果是幾乎沒有變化。但在財務壓力減少后，受試者們普遍心理更健康了，而且更傾向于主動去看醫生，看牙醫的概率上升10%，而且許多受試者表示，他們減少了管制止痛藥和酒精的攝入。
研究小組認為，在更長期的觀察下，提供基本收入會給健康帶來間接改善。
受試者每個月在醫療上的投入增加了20美元｜圖源：Open Research
因為有基本收入帶來的底氣，受試者們減少了對陷入貧窮的恐懼感和不敢停歇的焦慮感，心理壓力顯著減少，這是改變了受試者許多生活決策和想法的關鍵所在，甚至會讓原本低收入的人群變得樂善好施。
“讓我驚訝的是，收到1000美元和50美元的兩組人相比，在支出上增幅大的是經濟上援助他人。”實驗報告里顯示，受試者會將把收到的資金用于給親友送禮物、向慈善機構捐款、給被監禁的親屬寄錢。亦或者讓他們更有時間和空間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軌跡。
比如受試者Alina同時也是一位單親母親在訪談里表示“我的整個思想開始轉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規劃人生了。”在疫情期間事業的Dominic表示“基本收入能讓我有一段心安理得什么都不做的時光，我得以探索我真正想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也有受試者搬出朋友的地下室，開始租房獨立生活，從心理層面也不再認為自己一事無成。還有正在考研的受試者，靠著基本收入免于半工半讀的困境，成功考上研究生。
看起來基本收入讓原本奔波于生計的受試者們會選擇短暫休息，減少工作時間，讓原本深陷生活漩渦的人有了重新面對生活的勇氣。
衣食住行外，受試者們拿基本收入換取多的是：閑暇時間。此前曾在六個州共7500名受試者的類似實驗結論報告里也寫道“已婚男性在計劃三年后平均減少了7%的工作時間，而已婚和單身女性的工作時間減少了17%。”
正如開篇所述，人們并不是在擔心人工智能取代工作，而是擔心失去工作帶來的收入，繼而難以維系生活，重點不在工作，而在錢和生活。
在決策之后，把時間線拉長，由于減少了工作時間，三年后1000美元基本收入組平均年收入增至45710美元，50美元補貼組平均年收入增至50970美元，兩組之間差10.4%，相當于拿12薪和13薪的區別。
因此，在實驗停止的時刻，拿了三年基本收入的人群要回歸到的經濟困境比補貼組更嚴峻。
二、不是AI的問題
Open Research這三年的試驗期間并沒有人工智能的參與，人工智能目前也未到能取代人力勞工的階段。只是在近幾年人工智能威脅論的影響下，再結合疫情導致全球經濟下行的時代背景，讓“基本收入”這一概念越來越被大眾所認知和討論。
去年11月，馬斯克在與英國首相蘇納克的對話中說到，“人工智能終可能會讓所有人都無需工作。”“AI教父”Geoffrey Hinton也在采訪里提到“建議政府應該考慮實施普遍基本收入，以解決人工智能導致的失業所帶來的潛在不平等。”Sam Altman則是直接用真金白銀做了三年社會實驗。
但基本收入本質上并不是一個科技話題，而是存在許久的政治和經濟議題，即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
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發展經濟學家Abhijit Banerjee就曾在2019年發表報告稱，低收入國家的UBI政策對“收入、資產、儲蓄、借款、總支出、食品支出、飲食多樣性、入學率、考試分數、認知發展、使用衛生設施、勞動力參與、童工移民、家庭暴力、婦女賦權、婚姻、生育率和避孕措施等領域”產生了積極影響。這些領域圍繞著每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和人工智能并無直接相關，遠在人工智能帶來失業潮之前，這些社會問題早已存在。
類似Open Research的其他基本收入實驗也層出不窮，比如“保障收入計劃”、“SEED計劃”等等，但結論都有高度一致性，有保障的固定收入讓受試者有更多時間從事自己想做的活動，研究人員稱此為“解決了資金稀缺導致時間稀缺的問題”。
這一結論也和Sam Altman理想主義的初心是一致的，他曾在《萬物摩爾定律》寫道“AI革命。這場革命將創造足夠的財富……每個公民將逐漸分享到經濟自決所帶來的自由、權力和機會。貧困將大大減少，更多人將有機會過上他們想要的生活。”
在Sam Altman所構想的AI革命后的理想社會里，AI解放了人類的生產力，人類可以選擇從事更有創造性的事業，或去陪伴自己愛的人，耕耘自己的興趣所在，去欣賞藝術和自然。不再需要用每天至少1/3的時間去換取剩下1/3真正屬于自己的喘歇。
然而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證明，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不一定會帶來更多的休息時間，反而可能是更大的貧富差距和更高的利潤率。
時間財富與收入不平均數據庫｜圖源：世界不平均報告2018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數千名罷工者要求“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自由支配”因此拉開了現代社會的8小時工作制。
138年間，科技從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到了人工智能時代，然而“888”卻在現代科技的加持下變成了“996”，移動互聯網帶來的隨時在線狀態，讓工作和生活難以分割，超長的工作時間困擾著全球無數勞動者，只是同一百多年前相比，過勞死的地點從地下陰暗的礦井移動到了明亮寬敞的工位。
人工智能和科技并不是核心問題，政治和經濟才是“基本收入”需要被討論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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