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zhàn)略轉移,開始長征。鄧小平隨紅軍總政治部機關被編入第2縱隊,踏上了萬里征程。1935年10月,他隨陜甘支隊到達陜北的吳起鎮(zhèn)(今吳旗鎮(zhèn))。11月初,陜甘支隊在甘肅下寺灣同紅15軍團會師。中央紅軍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束。幾十年后,當小女兒毛毛(鄧榕)問鄧小平長征中做了些什么時,他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這不過是鄧小平的自謙之詞。在被毛澤東譽為“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的史詩般的長征及其前后,鄧小平有著不平凡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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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紅星》報

 

經歷人生第一次沉浮的鄧小平,1933年6月?lián)渭t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因沒有實際工作可做, 提出另調工作,不久到總政治部下屬的宣傳部當干事,除做一般的宣傳工作外,還具體負責主編《紅星》報。《紅星》報是中革軍委的機關報,創(chuàng)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當時傳播黨的思想的一個重要陣地。報紙原是鉛印四開本,第四次反“圍剿”時改為32開本,1933年5月停刊。鄧小平主編《紅星》報后,1933 年8月6日出版新編第1期,恢復為鉛印四開本。后來,鄧小平又把報紙擴大為8版,到1933年10月,還增辦了《紅星》副刊。1934年9月《紅星》報鉛印版因紅軍即將長征停辦。

 

長征開始后,1934年10月20日,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油印版第1期出版。報頭“紅星”是鄧小平的手筆。當時,中共中央在中央蘇區(qū)辦的其他報刊都已停辦,《紅星》報是跟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唯一報紙。到當年12月黎平會議后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紅星》報在長征路上共出版7期。鄧小平主編《紅星》報一年多時間,編輯出版量較大,有70多期,僅1933年發(fā)行就達17300多份。

 

 

鄧小平在長征中主編的第一期《紅星》報

 

對辦好《紅星》報,鄧小平幾乎傾注了全部心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只有一兩個人,他常常是親自組稿、采寫、編輯、印刷、發(fā)行。長征行軍途中辦報十分緊張,鄧小平一邊趕路,一邊收集各方面的情況和材料。一到宿營地,別人睡覺時,他就把鐵皮箱當成辦公桌,寫稿、編稿,刻寫蠟板,油印報紙。1934年11月,在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后,為了輕裝,鄧小平等扔掉一臺笨重的油印機,留著一只手滾的油印機,繼續(xù)編印《紅星》報。

 

鄧小平還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在《紅星》報上撰寫了大量文章。多年以后,他的小女兒毛毛拿著中央檔案館收集的整套《紅星》報問鄧小平哪些是他寫的,鄧小平一揮手,說:“多著呢!誰還分得清楚!”毛毛寫道:“翻開《紅星》報,你就會到處發(fā)現父親的字跡。”“父親在編輯這份報紙時,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點一滴,十分認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這份工作。”

 

主編《紅星》報是鄧小平一生中一段難忘的記憶。1972年12月9日,他在第二次復出前回到瑞金時,還主動帶著陪同人員到他當年辦《紅星》報的地方,介紹他自己的住處和他主編《紅星》報的辦公地點。

 

鄧小平非常重視發(fā)揮《紅星》報作為紅軍的“政治指導員”的作用。他除了經常組織在報上刊登黨中央、中革軍委及總政治部的有關決議、命令和通報外,還經常約請中央和紅軍總部領導同志寫稿。從1933年8月6日到10月8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載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毛澤東、周恩來、羅邁(李維漢)、朱德、王稼祥、賀昌、楊尚昆等寫的社論和其他文章。鄧小平還在報上開辟“紅星號召”和“響應紅星號召”兩個相互呼應的專欄,報道和反映紅軍廣大指戰(zhàn)員貫徹執(zhí)行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各項決議的情況,極富號召力和鼓動力。

 

鄧小平還在《紅星》報上專門開設“黨的生活”“支部通訊”等欄目,從各個側面生動反映紅軍黨的建設、政治工作,以及黨領導下的青年工作、群眾工作等情況,使《紅星》報真正辦成了“紅軍黨的工作指導員”和“紅軍政治工作的討論會”。《紅星》報連續(xù)發(fā)表《黨小組會是怎樣開和應該怎樣開》《怎樣當黨小組長》《支部書記應該做哪些工作》《火線上的共產黨員》《模范支部和落后支部》等文章和報道。這些文章和報道的針對性很強,對指導紅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1934年11月25日《紅星》報油印版第5期刊發(fā)《這樣堅決勇敢的支部書記,我們應該學習他》一文,介紹某部一連黨支部書記朱錫標,當敵人沖過來距離四五十米時,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彈,掩護全營安全撤退,結果光榮犧牲。文章號召每個紅軍戰(zhàn)士都應繼續(xù)發(fā)揚朱同志堅決勇敢的精神,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