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春天,我在北京香山巧遇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和漫畫家丁聰先生,他們坐在兩棵參天蔽日的大樹前交談。我禁不住叫出聲來:兩棵大樹,兩位老人,真是好象征!楊先生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的確,像楊先生那樣經過風吹雨打依然繁茂挺拔者,大概只有那棵大樹可以與之相比擬,且枝葉動而知風云變,楊憲益也正是這個風云變幻莫測的時代的見證人。
楊憲益為人與境遇
古人說: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
楊憲益的學術成就舉世公認,連嫉妒他、反對他的人也不得不俯首稱是。要知道楊憲益為人與境遇的關系,卻沒那么容易。他一生謙和淡泊,對朋友尤其真摯寬厚。好像一舉一動都是在盡一個老實人的本份。這樣的人,社會還不容他么?再看看他的境遇,卻令人不解了。早年在倫敦留學后就歸國投身抗戰,盼望民主自由的新的建立。可是在新成立以后,歷次運動中都受牽連、迫害,文革期間竟被打成外國特務,關進牢房。他追隨共產黨數十年,改革開放后才得入黨,幾年之后又退出來了。這件事,他也是習慣于先檢討自己:我什么事都要講話,紀律性不夠強,所以看起來我不夠一個黨員的資格。有人給他出主意說:你說你是喝酒后說的胡話,認個錯兒,不就過關了嗎?楊憲益說:說這些話是上午,我上午一向是不喝酒的。我今天還是這樣的看法。在圓滑取巧這一點上,楊憲益七十八歲了還沒有開竅,恐怕永遠也不會開竅了。
即便是對自己不利,也要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他絕不后悔。這就是楊憲益為人的簡單概括吧。他對社會盡職盡責與社會給他的回報,并不成正比關系,這是什么道理呢?很耐人尋味。
正常的人的優點在不正常的社會里會變成缺點,當然要倒霉遭殃了。
英倫留學,奠定生活模式
楊憲益的父親楊毓璋先生是一位開明的銀行家,曾任天津銀行行長。1936年楊憲益中學畢業以后,自費赴英國留學于著名的牛津大學。與他在牛津同時的留學生中還有錢鐘書、向達等。不過錢鐘書是大學畢業公派庚款留學生,年齡比楊憲益稍長幾歲,當時已才華橫溢,鋒芒畢露了。牛津留學時,楊憲益就把《楚辭》翻譯成英文。從此,楊憲益一直熱衷于把古典名著介紹給外國讀者。解放前陸續翻譯了《聊齋志異》、《儒林外史》、《老殘游記》;在南京編譯館時期,又翻譯了《資治通鑒》(從戰國到西漢部分)。當時他的同事中,有梁實秋、盧冀野。他的這兩位朋友各有特點,寫過大量閑適小品的梁實秋自有其創作的源泉:他好吃貪玩;盧冀野是個大胖子詩人,有人謔稱之為:文似東坡,人似東坡肉。可惜都已先后作古了。
楊憲益大學同窗,有一位鐘愛文化又熱愛楊憲益并終于成為楊夫人的格拉蒂絲(名字是戴乃迭)。這樁異國聯姻對楊憲益一生影響很大。他們夫婦生活上互相寶貝,合作譯事則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他們合譯《紅樓夢》既是文壇盛事,亦是文壇佳話。后來根據他們的英譯本翻譯的西班牙文和緬甸文《紅樓夢》相繼問世。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終于沖出了亞洲,走向了世界。這真可稱為志同道合,白首偕老的完美婚姻。
楊憲益不是一個死做學問的人。他秉承了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傳統。當學生時就對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抗戰初期,他和向達、呂叔湘在倫敦辦過一張專門給華僑看的中文報紙《抗戰時報》,向華僑提供各地抗日的消息。他在牛津獲得碩士學位后,連學位典禮都沒有參加就急匆匆地趕回國內,參加抗戰。楊憲益說:那時的愛國青年,學成之后,一心只想報效祖國,沒有人想在國外呆很久。對楊憲益而言,這樣做也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楊憲益留英之時表現出來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稱得上所謂又紅又專吧。當然,沒有什么領導會這么評價他。而這終其一生的素質,是不是天性呢?
自傳變成運動史
1952年,楊憲益應劉尊棋之邀,來到北京外文出版局工作。當時他在南京政協擔任副秘書長。這是楊憲益一生唯一的官銜。那時的南京市長是柯慶施。楊憲益說: 柯慶施是我的安徽同鄉,有時還一起吃飯喝酒。他也不坐專車,看起來挺好的。后來如果我跟他一起到上海去,就會被他當作特務處理掉。我的很多朋友的死都和他有關系。這就是民間所謂笑官打死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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