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肪肝應該注意什么？
脂肪肝患者需注意調整飲食結構、控制體重、限制酒精攝入、增加運動量及定期監測肝功能。脂肪肝主要與肥胖、酒精濫用、代謝異常等因素相關，早期干預可有效逆轉病
時隔一年，我再次踏入了東京大學醫院的大門。
這天一早就開始下雨，我進到醫院大樓時已是傍晚，院內人并不多。我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坐下，等待與院長瀨戶泰之的再次會面。瀨戶院長是知名的食道癌專家。2020年5月前，瀨戶院長一直是我的主治醫生，為我治療癌癥。經過放射治療，我恢復了健康，回到了記者的工作崗位。這次我重返醫院，是想解開治療過程中我本人遇到的“謎團”。
“為什么醫生沒有在最初為我提供‘放療’這一選項呢？”我認為這件事反映出當前日本醫療的某些問題。
預約時間到了。負責叫號的工作人員就引領我來到瀨戶院長的辦公室。門開了，院長還是與我當初住院時一樣，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神態柔和。
一年前，我們的關系是患者與醫生，現在則是記者與接受采訪的院長。當時由他主刀，為我切除腫瘤。我開門見山地提出疑問：“前年我確診患食道癌時，您為什么沒有告訴我可以直接選擇局部放射療法呢？”
院長直視著我的眼睛回答道：“如果患者有這種意愿，當然可以做這種選擇。”
如果有這種意愿……院長的話語讓我產生了違和感，難道患者得知自己得了癌癥后，會主動提出與醫生建議相左的治療方案嗎？
作者金田信一郎
“也就是說，只有患者明確說‘我要求進行放療’，才可另作選擇？”我問。
“的確，有些患者會這樣要求，但站在醫生的角度，我們依然會建議患者在治療初期選擇藥物控制或者切除腫瘤。”院長答道。
采訪中，瀨戶院長多次強調手術的優點，他說，只有手術才能把癌癥病灶從患者體內取出。“就算是88歲的高齡老人就診，我們也會將他的年齡等因素延后考慮，首先著眼于腫瘤本身，提出手術建議。”瀨戶院長對外科手術擁有絕對的信心。即便放療有可能治愈患者，他依然會勸其接受六到八小時才能完成的摘除手術。面對癌癥，日本的醫院幾乎不會考慮患者的年齡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因素。只要患者不明確提出異議，就直接安排切除手術。
我說了自己的想法：“我認為醫院給出不同的治療方案，讓患者自行選擇比較好。”
瀨戶院長面不改色地說：“我理解你的意思，理想狀態是讓醫生給每一名患者詳細說明治療方案，讓病患自選。但在日本目前的醫療制度下，我們還做不到這一點。”
以肺癌一期的患者為例，歐美發達國家正在從主張手術轉向推薦放射治療。從2005年到2012年，美國的手術比例從71.9%降至60.3%，而放療比例從13.5%上升至25.8%。在歐洲，手術和放療的比例甚至相差無幾。
瀨戶泰之是知名的食道癌專家，對“切除病灶” 擁有絕對自信。
日本的情況卻截然不同。2014年，放療治肺癌的患者僅占總人數的5%。直到現在，這個數字都沒有明顯變化。
日本大船中央醫院放射治療中心的武田篤也因此產生了危機感。與歐美相比，日本的癌癥治療水平明顯偏低。他說：“我們必須加強宣傳放療的優點。否則‘長了腫瘤就必須切除’的觀念會成為一種常識，原本能通過放療治愈病癥的人也會去做手術。”
為什么只有日本保持著“手術至上”的癌癥治療傾向呢？很多人認為“外科技術高超，切除腫瘤更好”，這種觀點并沒有多少科學依據。大背景是醫療的教條化和快餐化。
過去，日本醫生在斟酌判斷時自由度很高，日本醫師協會擁有強大的話語權。20世紀90年代則發生了變化。此前，整個社會醫療費用的上漲被節節攀升的GDP遮掩，泡沫經濟崩壞后，醫療費用卻依然在不斷升高。2000年之后，國家為了管控醫療費用在GDP中的占比，要求醫療高效化，相關部門認為醫生本身不該擁有過高的話語權。于是，自行開診所的醫生大幅減少，醫師協會失去了對抗政策的力量。日本醫療業已逐漸被“標準化”浪潮席卷。
金田信一郎沒有選擇手術，而是決定接受放射治療。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循證醫學”革命席卷了歐美各發達國家。1991年，加拿大的戈登·蓋亞特教授首次提出“循證醫學”一詞，大衛·薩克特教授則進一步推廣了這種醫學診療方法。“循證醫學”的觀點是，為了消除經驗診療的死角，應當重視試驗，有針對性地確定診療措施。這種方法論也傳到了日本。21世紀初，基于“循證醫學”，日本加速確立了“標準治療”制度，在互聯網上公布“診療步驟指南”，并向全國推廣。
全日本統一的診療制度成功抑制了醫療支出。2011年之后，日本國民醫療費用降至全國GDP的8%以下。這一系統的創立是多方力量微妙作用的結果。首先，日本財務省提出削減醫療支出，醫療業則提出增加醫療費用的必要性，最后是由厚生勞動省和內閣通過協調作出了決定。可見，這種醫療體系缺少站在患者視角看問題的考量。
與歐美各國相比，日本手術占比異常高
癌癥研究會及精準醫療研究中心所長中村祐輔心情沉重地說：“從前，日本的醫生可以自由制定治療計劃，現在則是‘只要按照指南行事即可’。問題在于，我們面對的患者對療法和藥物的反應其實并不相同。醫療正在向快餐化發展。”
日本醫療與20世紀大量消費型社會的整體產業架構一樣，無視客戶（患者）的個人意向與要求，高效統一處理問題（治療病癥）。中村所長認為這種治療系統已快到達極限，“指南”中有所覆蓋的病癥還好說，假如遇到上面沒提及的病癥，醫生就無計可施了。
歐美各國與日本肺癌（一期）的治療方法比例對比。數據來源：《腫瘤學年鑒》期刊，美國國立癌癥研究所數據庫
與此同時，醫生和患者之間毫無懸念地出現了隔閡。濱松腫瘤研究中心的渡邊亨院長開設了醫院信息網站，經常在網上與患者及其家屬溝通交流。對于現狀，他敲響了警鐘：“患者之間正醞釀著對醫生不滿的風暴，原因在于醫生溝通能力低下，醫護人員不與患者商量，不去了解對方需要的治療方式。”
在大洋彼岸，醫療業已經出現了新變化。上世紀90年代“循證醫學”革命席卷歐美之后，21世紀初的“敘事醫學”又開始在英國得以推廣。“敘事醫學”是指基于患者對病情的主觀體驗敘述而進行治療。支持者認為，醫生應當與患者一一談話，分別對待，因為理論上最好的治療方法未必會改善病情。
在快餐醫療的影響下，多發病癥的相關研究不斷發展，患病人數極少的疑難病癥診療則停滯不前。按照循證醫學的方法，醫生需要集中病例，花費金錢與時間成本。但是一味受限于“數值標準”和“制度規定”，醫療便難以進步，患者則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見證醫學革新。即便是當初提倡循證醫學的薩克特也開始擔心，這一理論會淪為部分國家削減醫保經費的工具。
日本醫療似乎已經陷入此等困境。政府制定了財政緊縮目標，推崇標準治療指引手冊。癌癥排在日本人死亡原因的榜首，癌癥患者只能得到統一的流程化治療，其具體情況無人在意，這就是日本醫療的現狀。
沒有時間了。在日本，每年都有100萬人患癌，40萬人因此失去生命。要想改善醫療速食化的現狀，或許只能依靠患者的努力。不只是患者本人，患者的家人、朋友乃至全體民眾都要能站在患者的角度考慮問題、采取行動，或許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當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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