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牧騎的“時光明信片”
在內蒙古有一支紅色文藝工作隊“烏蘭牧騎”從1957年第一支烏蘭牧騎成立至今內蒙古已成立75支烏蘭牧騎共3500多名隊員他們植根草原 從人民中來 到
對于中國人而言，如何應對夏天將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如何應對夏天的水旱災害以及次生、衍生災害一直是中國人的難題。
首先是如何認識災害。
天命曾是中國人對天氣及自然災害原因的唯一解釋。
鄧拓曾這樣說道，中國人脫離氏族社會后，經濟政治生活都由單一階級支配的體系已經建立，所以人們認為人間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階級進行統治，因此也受其影響。
同時，受自然力的壓力，又設想存在與人間統治階級一樣的天神。
所以，天氣、災害都被認為由人間統治者的行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現災害，皇帝首先要自責和檢討，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責怪，即弭災。
弭災包括自譴、避居等等。
后參加這種活動的往往還包括皇室親屬、各級官員，后來普通百姓都會采取類似行為。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中國人開始采取其他方式應對災害。
根據鄧拓歸納梳理，歷史上中國人應對災害有消極救濟與積極預防兩種。
消極救濟又有臨災治標、災后補救兩種。
臨災治標又分為賑濟、調粟、養恤、除害等等。
災后補救包括安輯、放貸、節約等等。
安輯是指安頓流民，蠲緩即緩賦，放貸用于復業，節約用以度困。
積極救濟論的主要內容是包括重農、倉儲在內的改良社會條件和包括水利、林墾在內的改良自然條件。
鄧拓認為，中國歷代災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災，雖亦由于自然條件使然，而人工不與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廢弛厥為基本原因。
而森林之多寡，對于水量之調解，關系至為重大，他引用外國學者的話說：無木之荒，不啻無粟。
上述應對之策均是技術性的，其結果往往取決于當時之吏治。
所以在歷史上很多時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
官吏往往開始就決定了人們是否需要應對災害。
《明憲宗實錄》中曾記載，1470年華北、華東地區的六個府夏麥已全無收。
結果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雖累經報災傷，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轉遲延。
而在預防環節，也經常出現《明會要》所載倉儲十處九空，甚至倉亦無存的情況。
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嚴格吏治。
《典故紀聞》記載，永樂元年，朝廷要求凡豐捻之處，于見有官鈔支糴谷粟，儲以備荒，郡縣考滿，吏中計績，以定展最。
也就是說不僅建立儲備制度，還將其作為官員考核的內容之一。
在明洪武年間，為了防止救災時官員克扣糧食，規定將每個災民的姓名和應得到的口糧張貼在公共場合，還要求上級官員出其不意下行查驗。
應該說，無論從預防還是實施，制度的細節都是中國人應對夏天及其災害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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