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內政部：烏一地市中心被俄導彈擊中 7人死亡，90人受傷
中新網8月19日電 綜合外媒消息，當地時間19日，烏克蘭內政部表示，一枚俄羅斯導彈集中了烏克蘭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市中心的一座廣場，造成7人死亡，90人受傷。 據報道，正在瑞典
“皇帝倒了，辮子割了。”這八個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對當時社會變化的體驗之辭，它形象地說明了辛亥革命的兩大歷史功績：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辮子的命。
在，不懂得皇帝的權威，就不會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偉大歷史意義。從秦始皇到宣統，在2132年的時間里，的歷史是同皇帝聯系在一起的。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因而力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的古典史學，倡導“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學。“五四”以后，更多的人看到這一點，并予以抨擊。但在“天下者主一人之天下”的中世紀，在皇權觀
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與“皇帝倒了”相提并論的是“辮子割了”。辮子本是女人的一種風俗習慣，而非“漢官威儀”的應有之物。但隨著滿族的興起和努爾哈赤的向外拓展，留辮與不留辮，遂由風習問題一變而為滿漢民族間的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1621年，努爾哈赤攻下遼沈后，即大規模地強迫漢人剃發留辮。1644年，清兵入關，在攻占北京尤其是攻占南京之后，厲行剃發令，“叫官民盡皆剃頭”，違抗者“殺無赦”。當時不但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令，而且還有“一個不剃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之令。中原漢人自古注重冠服，“披發左衽”是最不能忍受的奇恥大辱，更何況“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剃發留辮違背了漢民族多年來的歷史傳統和思想感情，也因此演化成了滿、漢之間的一種激烈對抗，于是便有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慘劇。清朝統一后，剃發留辮憑借政權的力量由滿族的風俗變成了滿漢民族共同的風習。
既然是一種風習，也就有相當大的穩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變。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進呈《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以辮子不利于打仗、不便于用機器、不利于衛生，且為外人恥笑為言，力主“斷發”(即剪辮)，認為不如此不足以“易視聽”，不利于變法維新。辮子是一束頭發，然而它又維系著家家戶戶同王朝和傳統的一種歷史聯系，因此剪辮子與否不啻是一種嚴肅的政治抉擇。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主思想勃興，留辮成了效忠清王朝的標志，剪辮則往往與反清革命相系結，帶有鮮明的排滿革命意識，是革命的標志。
武昌起義后，各地革命黨人即動員群眾剪辮。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致電內務部：“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來去辮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辮，具有非同尋常的意味。
在此之前，社會上對沒有辮子的人，“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大則指為‘里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在此之后，剪辮非但是正當的，而且是一個必須執行的命令。于是，剪辮漸成一種新風尚，留辮者則為社會輿論所不齒，“非譏之為豚尾，即詈之曰滿奴，甚欲削奪其選舉權，以實行強迫手段”。魯迅曾不止一次地說過，他感謝辛亥革命，就是因為從此可以不帶辮子而自由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形說明，辮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個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沖擊。
剪辮與否本身不會給社會生活帶來多大影響，但在近代它顯然又帶有觀念變革的意義。各個階層的人曾在辮子面前展現過各式各樣的面目。孫中山于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之后割掉辮子，表明了一個革命先行者同舊王朝的決裂。黎元洪于武昌起義軍逼迫下割掉辮子，顯示了一個舊官僚在威逼之下的政治轉折。袁世凱于就任民國大總統的前夕割掉辮子，驗證了一個“名義上是共和主義者，但內心卻是專制君主”的人舍魚而取熊掌的內心權衡。
而梁啟超的一個廚子由于被人割了辮子，大哭了幾天，這是一種生活習慣，一種說不清剪不斷的戀舊之情。而喝過洋墨水的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很久以后還拖著辮子，還自詡“殘雪猶有傲霜枝”，并傲然走上北京大學的講臺。這是一種植根于內心深處的自覺的遺老意識。形象雖然如此眾多，但社會觀念的變化畢竟已成為時代潮流。誰敢保衛帝制誰就成了人人討伐的對象;誰還留著辮子，抱著老皇歷自居于潮流之外就成了封建余孽。“封建余孽”四個字出現于辛亥革命后，鮮明地反映了這場革命矛頭所向的威力。
閱讀中英鴉片戰爭的歷史，其中最令人揪心的，就是國人為什么這么愚昧?從皇上的敕諭、詔書、圣旨中，看到的是自欺欺人的狂妄自大，自以為天朝威猛，是天下共主，讓人啼笑皆非。從官僚的奏章、策論、書信中，看到的也是一些牛皮哄哄、無知幼稚的內容。如連天朝最有頭腦的林則徐都認為英兵“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甚至“一仆不能復起”，其艦艇在海上能占點上風，一上陸地便活動不開，所以只要抓住英兵的這一弱點，要戰勝英人并非難事等等。從一系列的戰事中，雖也看到幾個反侵略的英雄戰士，但更多的是官場腐敗中“脫穎而出”的窩囊廢與民族敗類。官員戰敗后，向朝廷謊報軍情的奏折，基本捏造或篡改事實，致使皇帝在看了這些戰報后瞎指揮……
人們或以為這些主要是不甚了解西方的種種誤解，并不能說明文化有多少缺陷，那么我們就來看看讓文化丟臉的發生在1841年3月廣州的那場世界史上最荒唐的戰爭。林則徐虎門銷煙后，英國很快就派出遠征軍艦隊，侵略軍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諸地挑戰，攻陷定海、占領香港，燒殺擄掠，氣焰囂張。1841年1月底，道光皇帝發布對英宣戰詔書，隨后任命宗室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趕赴廣州指揮攻剿事宜。而此時已在廣州的欽差大臣琦善卻一味向英軍妥協，默認英軍對香港的占領。2月，英軍進攻虎門，提督關天培殉國，守軍潰敗，珠江口門戶被打開，英軍長驅直入。3月初，省城廣州已然在英艦炮火的威脅之下，道光一怒之下，下令將琦善革職拿辦。3月5日，參贊大臣楊芳抵達廣州，因主帥奕山尚未到達而成為清軍前線的最高指揮官。楊芳一到，廣州百姓“歡呼不絕”，“官亦群倚為長城”(《夷氛聞記》)，似是救星到了。
楊芳一方面著手部署廣州防務，一方面接手對英交涉。交涉很快失敗，英艦進攻日益兇猛，打下獵德、二沙尾炮臺。楊芳看到英軍炮火威力強大且落彈準確，認為此必為邪教妖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實地，而夷在風波搖蕩中。主客異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術伏其內。”(《夷氛聞記》)傳統文化中有污穢制邪術的古訓，或說有巫師告訴他，如果打仗時能將馬桶，尤其是女人的污穢物對準英夷的炮口，便能以邪制邪。于是，楊芳傳令當地保甲，遍收民間使用的馬桶、溺器，裝滿女人的糞便、穢物，令載于木筏小船，布滿海上江面，要求將馬桶、溺器之口對向敵艦炮口，以為如此便可破其炮火之妖術。又在省河上釘筑木排竹筏，在上面安放馬桶，桶內同樣裝滿糞便，或塞進毒藥桐油，以為可以阻擋英艦的前進。如此部署只是苦了廣州城里的人家，沒了應急時的要緊家什，著實不“方便”。
英艦指揮官從望遠鏡中看到水面上的木筏馬桶，聞到了水面上的熏天臭氣，以為是什么新式武器，當即下令開炮，將木筏馬桶打得箍裂板飛，艦隊在海上橫沖直撞，勢如破竹。戰爭從3月16日打到18日，英軍勢不可擋，當駛近岸邊時，炮臺上已空無一兵。18日下午登陸，占領一系列炮臺與十三行商館。而清軍被打得一敗涂地，單18日一天的戰斗，天朝就丟失六座炮臺，損失一百二十三門大炮，二百多名官兵陣亡，而英軍無人死亡，才六人受傷。省河兩岸諸軍事要地失守，英軍兵進城下，楊芳指揮戰事不到半月時間便只得妥協投降。他不顧清廷禁止與英通商的嚴令，派官員赴英艦乞求停戰，當天簽訂《停戰貿易協定》。當時有詩嘲諷：“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而楊芳一再向朝廷報捷，說天朝打了大勝仗，卻又匯報說與英國鬼子“先通商暫作羈縻”。道光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只是覺得既打勝仗就不該再通商，氣憤后也就給楊芳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
湖南都督楊芳是當時清廷最出色的將領之一，貴州松姚人，據說“少有干略，讀書通大義”。他十五歲參軍，因戰功而不斷升遷，年輕時以平定川楚白蓮教和河南天理教叛亂而聞名，最大功勛是十六年前任陜西提督時，為平定新疆少數民族叛亂，率軍狂奔千里將叛首張格爾擒獲。楊芳在當時那些四肢發達的軍官中，應算有些學識，所以一路建功，春風得意，獲得道光皇帝的重賞，晉封御前侍衛，三等果勇侯。1841年臨危受命，楊芳已界七十一歲高齡，是久經沙場的名將，道光皇帝此時委以如此重任，實寄以厚望。然而這位名將在西方的先進軍事科技面前，卻設計出如此荒唐的戰術策略。同時還“終日為購買鐘表洋貨為事，夜間則買俏童取樂”。楊老將軍不但與妻妾、妓女快活，還玩弄男童，是個同性戀者，真是英雄自古多風流。
尤其令人詫異的是，這場“大糞之戰”上演之時，民族英雄林則徐就在廣州。楊芳是他的老部下，林公做湖廣總督時，楊芳為湖南提督，兩人關系非同一般。從3月5日到18日的十四天之內，兩人見面十一次。后來，楊芳干脆住到了林則徐的寓所，一住就是八天。廣東士紳筆記中載：“楊候初來，實無經濟，惟知購買馬桶御炮，紙扎草人，建道場，禱鬼神”。可以說此戰的策略部署乃至戰爭整個過程，林公完全是圈中謀劃之人，卻不見這位最有頭腦的民族精英對此有什么阻抑的言行。而從兩人如此親密的過往來看，或許此戰略戰術是兩人的共謀也未可知，至少可以說林公對此戰術是認可的。那么，發生這樣荒唐的戰事，其原因就不單是楊芳等將領的個人素質問題，而是有其更深厚的傳統文化背景，它是有關宇宙觀的反映，蘊含著這神秘文化千年積淀中的荒誕內涵。
到一年后的1842年3月，揚威將軍奕經在浙江指揮的一場戰事中，為了配合統帥在關帝廟抽的簽和在被窩里做的夢，將士兵打扮成老虎的樣子，以為虎吃羊(洋)，便可打敗英軍，不料這些“虎兵虎將”同樣敗得很慘……這些戰事細節已經非常清楚地預示著這場戰爭的結局，一個擁有四億人口、九十萬軍隊、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帝國就被幾千名英國士兵給打得稀里嘩啦，慘敗后簽訂賠款割地、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然而清廷的君臣卻少有反省者，沒人主張考研失敗之原因，沒人要求改組軍隊改革裝備，更沒人提議派員出洋考察……當道光皇帝問起英軍為何“有進無退”時，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大臣耆英回答，因為英軍都是光棍，沒有老婆，所以打起仗來不怕死!而更多的人對西方先進武器的結論竟是： 別看西夷厲害，那些玩意兒古已有之，都是咱玩剩的，不足為奇!
不知反省，引來第二次鴉片戰爭，且跌得更慘。戰敗簽訂《天津條約》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伏擊前來換約的人馬，把對方打得人仰馬翻。當英法派員前來談判時，又活捉對方三十九人，并虐殺俘虜二十名，最后只放回傷痕累累的十九人，招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報復，火燒圓明園。還有后來的義和團，是傳統神秘文化的又一次大招搖。一幫拳民崇拜道教諸仙，自詡得有神助，組成紅燈照、藍燈照等團體，炫耀有“驅神役鬼，剪紙成人，撒豆成兵”、“畫符念咒，降神附體，刀槍不入”之類法術，表演氣功硬功夫，稱其法術可封住敵人槍炮，甚至還可使“折返回去”。在官府的縱容下，專以仇洋仇教為事，毀滅一切由洋人輸入的東西，焚鐵路、毀電線、禁洋貨，乃至濫殺洋人與教民(二百五十三名洋人與十數萬同胞)，一發不可收拾。而在與“八國聯軍”的血戰中，數十萬的拳民團民很快作鳥獸散，許多領袖都易裝而逃……義和團用迷信、氣功與西方科技、熱兵器對抗的思維模式，與前“馬桶大糞之戰”如出一轍。
一幕幕如此荒唐的故事，在世界歷史中也難得一見，卻在這個曾經有過五千年“光輝燦爛”歷史的中華大地上公演，是否有點不可思議呢?在傳統文化的主導下，人們處在一種懵懂可笑狀態，只會用不存在的強大與各種假設(光輝燦爛、世界中心、天下之主、神靈保佑等)自欺欺人，其中透露出的是傳統文化的重大缺陷。而近代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發生一敗再敗的結果，實一點也不奇怪。然而，這樣真實的歷史鬧劇，我們不敢直面它的存在。現在有幾本寫這段歷史的教科書、研究著作、小說故事，乃至劇本、影片、電視劇……敢于直面反省有關內容的?我們不敢勇敢地面對它，只能說明國人依然不能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至今還有人以為大清的落后是有限的、一時的，只差那么一點而已，似乎只要當時出一個好皇帝、幾個清官，便能趕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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