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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伴隨著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的一聲鐘響,科大國盾正式上市。高達923.91%的首日漲幅,創下了當時科創板乃至整個A股市場的歷史記錄,一時間風光無兩。資本市場用最熱烈的方式,擁抱了這位血統純正、根正苗紅的“量子科技第一股”。
然而,這鐘聲仿佛是一道分水嶺。鐘聲之前,是招股說明書里描繪的星辰大海與持續增長的靚麗業績;鐘聲之后,卻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業績變臉”和連年的虧損,讓無數追高買入的投資者,深陷在一個美好故事編織的陷阱之中。
上市前的科大國盾,其財務報表堪稱完美。營業收入穩步增長,凈利潤也保持在數千萬的水平,展現出一家成熟且具備良好成長性的高科技企業的姿態。正是這份光鮮的履歷,支撐起了其上市時的高估值,也點燃了投資者的無限熱情。然而,這美好的景象,在公司上市之后便戛然而止。
從2021年開始,科大國盾的財報便換了一副面孔。當年,公司錄得了上市以來的首次年度虧損,凈虧損額達到數千萬元。起初,市場尚能以“疫情影響項目交付”、“加大研發投入”等理由來為其解釋。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隨后的2022年、2023年,虧損的窟窿非但沒有堵上,反而愈演愈烈。特別是2023年,公司的凈虧損額急劇擴大至數億元,營業收入也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這種上市前后業績的巨大反差,被市場形象地稱為“業績變臉”,它如同一盆冷水,澆在了所有對量子通信產業抱有美好幻想的投資者頭上。
科大國盾上市后,原計劃的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網絡項目進展遠不及預期,為了擴大收入,并將其尖端技術推向廣闊C端(消費者)市場,證明其商業化能力,國盾高調推出了一項名為“量子密話”的業務。該業務并非制造一部所謂的“量子手機”,而是通過更換一張集成了量子安全密鑰的SIM卡,并依托其建設的地面量子密鑰分發(QKD)網絡,為普通智能手機的通話提供加密服務。
這本應是科大國盾的一次絕佳嘗試。公司也對此寄予厚望,在宣傳中將其描繪成信息安全領域的一次革命。然而,市場的反應卻異常平淡。高昂的資費、有限的覆蓋范圍,以及對于普通用戶而言感知不強的“絕對安全”需求,都成為了這項業務推廣的巨大阻力。
此后,科大國盾又推出了“量子安全U盾”、“量子安全物聯網燃氣表”、“國盾密語藍牙耳機”等產品,這些產品多是與安徽、合肥的地方企業合作,雷聲大,雨點小,在市場上并未激起多少水花,更未能成為公司新的業績增長點。這些在市場的無力嘗試,從一個側面暴露了科大國盾市場化能力的短板,也預示了其后續在商業拓展上的舉步維艱。
對于那些在上市首日以數百元高價買入科大國盾股票的投資者而言,這場“業績變臉”無疑是一場災難。公司的股價在經歷了最初的瘋狂之后,便進入了漫長的下跌通道,較高點跌去了超過九成。無數投資者的財富在這場價值的毀滅中灰飛煙滅。他們當初是基于對一家高成長、高壁壘的硬核科技公司的信仰而買入,最終卻發現,自己手中的,不過是一家上市后便失去增長動力、深陷虧損泥潭的企業。
從一個批判性的視角審視,科大國盾的“業績變臉”并非偶然。它深刻地反映了深科技企業在資本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價值與價格的錯位”問題。上市前的業績,可能是在各種資源傾斜和“沖刺”下的結果,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在真實、開放的市場環境中的常態化經營能力。而上市后,合規成本的增加、關聯交易的規范化,以及將募集資金大規模投入到短期內無法產生回報的研發中,都會在財務上表現為利潤的下滑甚至虧損。
然而,科大國盾的問題在于,它向資本市場講述了一個過于美好的、關于技術即將大規模商業化的故事,卻對其技術在現實商業世界中的局限性、高昂的成本以及狹窄的應用場景,沒有給予充分的風險提示。當鐘聲落幕,現實的引力開始顯現,這場從云端墜落的“變臉”,便成了一場不可避免的價值回歸,只是這回歸的過程,對于相信了那個美好故事的投資者而言,代價過于沉重。
科大國盾在資本市場的形象,宛如一個虛弱的巨人。它的一足,踏在世界領先的量子技術之上,堅實而有力,這是它賴以站立的根基;而另一足,卻深陷在商業化推廣的泥潭之中,步履維艱,動彈不得。這種巨大的反差,根植于其核心技術——量子密鑰分發(QKD)——在現實世界中的理想與骨感。上市前,公司為投資者描繪了一片由QKD技術開啟的黃金賽道;上市后,這條賽道卻被證明,不過是一座通往少數特定客戶的獨木小橋。
為了更直觀地感受這種落差,我們不妨將科大國盾上市前后對QKD市場的預期與現實進行一次對比。在2020年發布的招股說明書中,公司引用了多家市場研究機構的報告,預測全球及中國的QKD市場將迎來爆發式增長,復合年增長率高達30%至50%,到2025年,僅國內市場的規模就將達到數百億人民幣的量級。
在應用場景上,招股書更是描繪了一幅“賦能千行百業”的壯麗圖景,從政務、軍事,到金融、能源,再到云數據中心和物聯網,似乎所有關鍵信息領域都將成為QKD技術的廣闊用武之地。其客戶畫像,也被定義為多元化的,將覆蓋廣大的政府部門、金融機構、能源企業乃至互聯網公司。整個增長敘事,是建立在技術驅動的市場擴張邏輯之上:隨著技術成熟和成本下降,QKD將成為信息安全的“標配”,市場需求將被徹底引爆。
然而,現實的引力遠比想象中更為沉重。上市后的幾年,預言中的爆發式增長并未到來。市場的實際增速遠低于預期,科大國盾自身的營業收入也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其增長模式并非連續的市場擴張,而是高度依賴于零星的、非連續的大型項目。曾經設想的“千行百業”,最終被證明,90%以上的實際落地案例,都固化在了政府、軍工、金融等少數幾個對成本不敏感、對安全要求達到極致的“高精尖”利基市場。
而多元化的客戶群體,也迅速收窄,最終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家國有運營商和特定的國家級項目。市場化客戶的拓展,幾乎宣告失敗。整個增長的驅動力,也并非來自技術的自然滲透,而是完全依賴于國家政策的推動和“國家隊”客戶的采購意愿。科大國盾的角色,從一個市場的開拓者,無奈地退化為了一個政策的執行者。

由此可見,上市前的預期是建立在一個技術理想主義的沙灘上,認為先進的技術必然會催生廣闊的市場。而現實的浪潮襲來,證明了市場選擇的殘酷性,最終只剩下政策驅動的“計劃內”需求,這片“藍海”原來只是一個“內湖”。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2017年,中科大的潘院士多次在全國主要媒體上承諾:“我相信量子通信將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輻射千家萬戶。”
而五年后的2021年底,潘院士接受新華社《瞭望》周刊專訪時忽然聲稱:“在量子通信領域,我們希望通過10到15年的努力,發展出完整的天地一體廣域量子通信的相關技術,并推動量子通信在金融、政務、能源等領域的廣泛應用。”

請特別注意,新規劃的目標只是開發技術,不再提建設多少橫多少縱的量子通信干線了;新規劃只是推動三個應用領域,再也不提千家萬戶了,而實現時間,也從“不到10年的時間”變成過了五年后還“再要努力10至15年”。
而對特定客戶和地方政府的深度依賴,是科大國盾這位“泥足巨人”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與此同時,公司與其誕生地——安徽合肥——的地方政府之間,也形成了一種難以分割的共生關系。合肥市政府是量子通信應用場景最主要的需求創造者,通過規劃建設“量子城域網”等項目,為科大國盾的技術提供了寶貴的試驗田和基礎訂單。
更直接的,是持續不斷的財政補貼。根據財報數據,近五年來,科大國盾每年都能獲得數千萬元人民幣的政府補助。這筆資金,在公司盈利的年份,構成了其利潤的半壁江山;在公司陷入虧損的年份,則更是掩蓋更大虧損額的“遮羞布”和維持運營的“續命錢”。

進一步分析政府補助的來源,我們可以看到,來自安徽省及以下的地方級補助占絕對主導地位:從披露的明細項目來看,超過90%的政府補助金額直接來源于安徽省及合肥市、宿州市、濟南市等下轄市縣區級政府。這些補助項目名稱明確,資金來源清晰,且金額巨大(如上市獎勵、固定資產投資補助等單筆均超百萬元)。而國家級補助以項目經費為主:國家級支持更多地體現為對特定科研項目的資助,其特點是“項目制”和“事前立項”。雖然單個項目金額可能很大,但從年度確認為收益的金額來看,其持續性和規模通常不如地方政府的綜合性獎勵。
安徽省及合肥市作為公司總部所在地,則提供了全方位、大力度的落地扶持政策,這在“上市獎勵”、“固定資產投資補助”等項目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這種“中央引導、地方主推”的模式在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中非常普遍。
一家偉大的科技公司,必然是市場化的、開放的、擁有多元化客戶和強大自主創新能力的公司。通過選擇成為“附庸”,科大國盾主動放棄了成為“偉大公司”的可能性,滿足于做一個“安全但平庸”的供應商。它可能因此徹底錯失了量子計算等更廣闊、更具顛覆性的未來機遇,將賽道拱手讓給了本源量子等競爭對手。
這必將迎來公司估值邏輯的根本性重塑: 資本市場會用腳投票。科大國盾的估值邏輯,將從一個高成長、高風險、高回報的“科技股”,永久性地轉變為一個低成長、低風險、低回報的“公用事業股”或“供應商股”。其估值倍數將大幅下移,對于那些懷抱“科技改變世界”夢想而買入的早期投資者而言,這無異于一次價值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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