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托卡耶夫宣誓就任哈薩克斯坦總統
11月26日，哈薩克斯坦當選總統托卡耶夫在首都阿斯塔納出席就職典禮。 新華社發（哈薩克斯坦總統府供圖） 新華社阿斯塔納11月26日電 哈薩克斯坦當選總統
愛新覺羅氏的家規，使道光以下諸帝死后無碑。清室奉行的諸多規矩，迥異于前朝。你說它是族規也可以，說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帶有鮮明的特色。自咸豐始，清朝的皇帝徹底喪失了獵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敵于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長料理財政、工商、科技等諸多內務，導致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況愈下，頻頻遭受列強的欺凌。
咸豐之后，同治與光緒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漢，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個太婆玩弄、操縱于股掌。尤其光緒，雖曾想謀取改革、以擺脫“母虎似的嬸娘”(林語堂語)，可幾個回合就給打趴下了。連一個女人都斗不過，又如何統治四方、降龍伏虎呢?他眼睜睜地瞧著心愛的珍妃被“老佛爺”派人推進井里，卻無力解救，活得真夠窩囊的。至于末代的宣統小皇帝(溥儀)，更是扶不上馬的“阿斗”。他三歲時被推上龍椅，看著滿朝文武，嗷嗷大哭，嚇得尿褲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擔起整個國家的帝王?最終還是人民的覺悟推動清王朝走向滅亡。
河北遵化馬蘭峪的東陵，和易縣永寧山下的西陵，分別安葬著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緒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時又是歷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為末代皇帝宣統登臺僅三年出頭就被迫退位(故稱“廢帝”)，葬送了大清王朝。況且，溥儀去世時的身份是平民，已無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緒的崇陵畫句號的。
出北京城，走讀東、西陵，等于是在讀清史，讀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歷程。皇帝們終于像恐龍一樣絕種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觀眾的心理上，已遙遠如侏羅紀了。清陵，離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羅紀公園。讀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對其盛衰一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間的分水嶺：大清帝國開始走下坡路的標志。康雍乾諸具有豪華裝修、富可敵國的陵寢，真正稱得上氣象萬千。從道光開始，在料理后事方面則顯得小氣多了。慕陵的規模就有所壓裁撤了華表、石像生(石人石獸)、明樓等裝飾性建筑，并且沒神功碑。
清朝有制：凡丟失國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鴉片戰爭失敗而簽署《中英南京條約》，開賠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斷不好意思給自己樹碑的，該如何書寫那恥辱的一筆?常言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偏偏是有大過的，犯了丟失國土的錯誤。一位失職的皇帝，厚著臉皮給自己立功德碑，無異于扇自己耳光。況且，“政策”也不允許。有違先祖訂立的家法國法。
道光就這樣紅著臉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我想他一定盼望著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復失地，早日彌補罪過。否則，他會睡得很不踏實的。死后照樣噩夢不斷。清十二帝道光慕陵的名稱，系道光生前細加斟酌選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對先帝們創業守業的豐功偉績(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確實只有仰慕的份兒。不僅僅仰慕，他還應該抱愧呢。愧對祖先。
不只是道光一個人羨慕。此后的咸豐、同治、光緒，同樣只有羨慕的份兒。同樣愧對祖宗打下的基業。羨慕的程度與慚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于道光。與道光相比，他們賠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輸得精光。所以，他們的陵墓，同樣沒有大碑亭、石像生，權當自己懲罰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于談論自己的功過，只好讓墓碑缺席。看來這些龍子龍孫挺守規矩的。
沒守住江山，光守住規矩有什么用?他們不僅愧對祖先，更愧對后人。即使無規可循，也是需要慚愧的。眼睜睜看著山河破碎、版圖缺損卻無計可施，縱然“土遁”了，也無法逃避千夫萬民的譴責。這張臉該往哪里擱?圣德神功碑該往哪里擱?還是老老實實地在九泉之下多寫出幾份檢討書吧。閉門思討去吧。
你知道嗎?“醫學教授”這個稱呼很早就有了。近日，我省考古部門公布了一座元代“醫學教授”古墓的發掘情況，墓志的出土讓我們可以一窺這位700多年前“醫學教授”的生平。令人沒想到的是，這位“醫學教授”在給母親治病時，竟采取了今日看來十分殘忍的“刲(音kuī，義同‘割’)臂救母”。
元代古墓現76件文物
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段毅告訴華商報記者，該墓位于長安區韋曲街道辦事處皇子坡村北。該墓平面略呈凸字形，由墓道、封門、墓室及壁龕組成，墓室平面圓形，頂部、壁面局部有不同程度的坍塌，并有大量淤土，內含殘鐵釘、朽木灰、骨渣等。一具木棺置于墓室中部，已朽成粉末狀，大部分的隨葬品擺置于棺木東西兩側偏南位置。該墓共出土各類質地隨葬品76件(組)，包括陶、瓷、玉石、銀、銅幾類，以陶器為大宗，器形主要有人物侍俑、車馬俑、動物俑，以及棺、倉、灶等。從出土的人物俑中，人們可以看出當時元代人的穿著打扮。
文物中最為珍貴的是一盒青石墓志，揭開了墓主人的身世。該墓志的志、蓋均為青石質地，大小相同，邊長都是43厘米、厚18厘米。志、蓋四周均三面粗糲，一面打磨光滑。志蓋正書“皇元敕授延安路醫學教授故武君志蓋”16字，墓志以楷書書寫，25行、滿行25字，共計665字。志蓋與墓志字面相對并扣合在一起，出土于墓道填土中。墓志較簡略，但卻記述了墓主人武氏家族歷經金、元的家族史。
元武敬墓志
墓主身份接近醫學院院長
段毅說，該墓志的出土對這一時期的醫學史、關中地區的儒士文人群體的境況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特別是對儒醫世家的記載，為這一時期儒醫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墓志記載，墓主人武敬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周至，“高祖以儒醫鳴”，知其高祖是一位著名的“儒醫”。據段毅介紹，“儒醫”是自北宋以來形成的一個特殊群體，亦即儒、醫兼通的人。宋代以前“醫者”地位低下，但北宋歷代皇帝都重視醫藥，對文士階層產生了重要影響，儒醫大量出現。元朝對醫學的重視更是前所未有，使從醫者的地位大大提高。武敬墓志開篇以其高祖“以儒醫鳴”的記述，便是對這一時期重視儒醫的體現。
據墓志和文獻所載可知，武敬“元貞始元(公元1295年)，授安西醫學教授”，負責安西路(今陜西一帶)的醫療以及教學。這一職務與今天的醫學院院長有點類似，但與今天“教授”作為職稱并不相同，其共同特點是醫療經驗豐富。
“醫學教授”竟也割肉救母
雖然墓主人武敬為“醫學教授”，卻也曾采取一種自殘的方式救治母親——刲臂救母，即割去臂膀之肉來給母親治病。
段毅說，墓志記載：“妣夫人有疾，(武敬)嘗刲臂以救，其天性仁孝若此。”作為對墓主人仁孝的褒揚。武敬本身精通醫術，他不靠醫術為母治療，卻割去臂膀之肉救母，應是對當時社會推崇孝道極端做法的一種真實反映。
割自己身上的肉來救治親人，在史書上記載頗多。段毅說，元代對孝道極為崇尚，凡讀書必以《孝經》排在首位。著名的“二十四孝圖”即由元代畫家郭居敬繪編，用于兒童早期啟蒙。在有的《二十四孝》版本中，就有割肉療親的故事。武敬的事例實際上也是這一歷史時期社會倫理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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