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鄧小平隨紅軍總政治部機關被編入第2縱隊,踏上了萬里征程。1935年10月,他隨陜甘支隊到達陜北的吳起鎮(今吳旗鎮)。11月初,陜甘支隊在甘肅下寺灣同紅15軍團會師。中央紅軍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束。幾十年后,當小女兒毛毛(鄧榕)問鄧小平長征中做了些什么時,他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這不過是鄧小平的自謙之詞。在被毛澤東譽為“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的史詩般的長征及其前后,鄧小平有著不平凡的經歷。

 

1

 

主編《紅星》報

 

經歷人生第一次沉浮的鄧小平,1933年6月擔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因沒有實際工作可做, 提出另調工作,不久到總政治部下屬的宣傳部當干事,除做一般的宣傳工作外,還具體負責主編《紅星》報。《紅星》報是中革軍委的機關報,創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當時傳播黨的思想的一個重要陣地。報紙原是鉛印四開本,第四次反“圍剿”時改為32開本,1933年5月停刊。鄧小平主編《紅星》報后,1933 年8月6日出版新編第1期,恢復為鉛印四開本。后來,鄧小平又把報紙擴大為8版,到1933年10月,還增辦了《紅星》副刊。1934年9月《紅星》報鉛印版因紅軍即將長征停辦。

 

長征開始后,1934年10月20日,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油印版第1期出版。報頭“紅星”是鄧小平的手筆。當時,中共中央在中央蘇區辦的其他報刊都已停辦,《紅星》報是跟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唯一報紙。到當年12月黎平會議后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紅星》報在長征路上共出版7期。鄧小平主編《紅星》報一年多時間,編輯出版量較大,有70多期,僅1933年發行就達17300多份。

 

 

鄧小平在長征中主編的第一期《紅星》報

 

對辦好《紅星》報,鄧小平幾乎傾注了全部心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只有一兩個人,他常常是親自組稿、采寫、編輯、印刷、發行。長征行軍途中辦報十分緊張,鄧小平一邊趕路,一邊收集各方面的情況和材料。一到宿營地,別人睡覺時,他就把鐵皮箱當成辦公桌,寫稿、編稿,刻寫蠟板,油印報紙。1934年11月,在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后,為了輕裝,鄧小平等扔掉一臺笨重的油印機,留著一只手滾的油印機,繼續編印《紅星》報。

 

鄧小平還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在《紅星》報上撰寫了大量文章。多年以后,他的小女兒毛毛拿著中央檔案館收集的整套《紅星》報問鄧小平哪些是他寫的,鄧小平一揮手,說:“多著呢!誰還分得清楚!”毛毛寫道:“翻開《紅星》報,你就會到處發現父親的字跡。”“父親在編輯這份報紙時,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點一滴,十分認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這份工作。”

 

主編《紅星》報是鄧小平一生中一段難忘的記憶。1972年12月9日,他在第二次復出前回到瑞金時,還主動帶著陪同人員到他當年辦《紅星》報的地方,介紹他自己的住處和他主編《紅星》報的辦公地點。

 

鄧小平非常重視發揮《紅星》報作為紅軍的“政治指導員”的作用。他除了經常組織在報上刊登黨中央、中革軍委及總政治部的有關決議、命令和通報外,還經常約請中央和紅軍總部領導同志寫稿。從1933年8月6日到10月8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載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毛澤東、周恩來、羅邁(李維漢)、朱德、王稼祥、賀昌、楊尚昆等寫的社論和其他文章。鄧小平還在報上開辟“紅星號召”和“響應紅星號召”兩個相互呼應的專欄,報道和反映紅軍廣大指戰員貫徹執行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各項決議的情況,極富號召力和鼓動力。

 

鄧小平還在《紅星》報上專門開設“黨的生活”“支部通訊”等欄目,從各個側面生動反映紅軍黨的建設、政治工作,以及黨領導下的青年工作、群眾工作等情況,使《紅星》報真正辦成了“紅軍黨的工作指導員”和“紅軍政治工作的討論會”。《紅星》報連續發表《黨小組會是怎樣開和應該怎樣開》《怎樣當黨小組長》《支部書記應該做哪些工作》《火線上的共產黨員》《模范支部和落后支部》等文章和報道。這些文章和報道的針對性很強,對指導紅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比如1934年11月25日《紅星》報油印版第5期刊發《這樣堅決勇敢的支部書記,我們應該學習他》一文,介紹某部一連黨支部書記朱錫標,當敵人沖過來距離四五十米時,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彈,掩護全營安全撤退,結果光榮犧牲。文章號召每個紅軍戰士都應繼續發揚朱同志堅決勇敢的精神,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