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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鐘健與巴伯、舒爾茨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博物館參觀（1944年）。資料圖片
“楊鐘健游記集”
楊鐘健著
游記是一種特殊而重要的體裁，特殊人物在特殊時期的游記，往往能夠反映一個時代的側面。楊鐘健先生是我國古脊椎動物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恐龍研究專家，被業內尊為“中國恐龍之父”。除專業研究之外，他涉獵豐富，不僅精通英語、德語，還熟悉拉丁文和希臘文，熱愛詩詞和散文寫作，在長期的野外考察過程中，非常重視記錄自己的所行、所見、所思和所想。他一生所作七部游記，分別為《去國的悲哀》《西北的剖面》《剖面的剖面》《抗戰中看河山》《新眼界》《國外印象記》《訪蘇兩月記》。這些記錄的“剖面”，此中含義一為實際觀察到的地層剖面，反映其地質構造和科學內涵；另一則為人生的剖面。三聯書店此次將其合并為三本出版，以饗讀者。
《去國的悲哀》是楊鐘健第一部游記，記述了1923年去德國留學以及歸來的經歷。旅途從故鄉陜西華縣出發，經北京、上海，以海路赴歐，在船上途經中國香港、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到達歐洲之后，在慕尼黑、巴黎、柏林、倫敦、瑞士游歷博物館以及做地質考察，后從慕尼黑取陸路經維也納、華沙和莫斯科，再由西伯利亞入東三省而歸國。前后歷時近五年。年輕時的楊鐘健，求學之余喜歡參觀歐洲的博物館和著名的大學，對歐洲科學人文的發達、人民的外貌和精神狀態，都感到新奇。而國外國內云泥之別的境況，也令他備受刺激。誠如他所言，此次旅程充滿了“欣喜和悲戚”，并不能完全融入求學旅途的歡樂，也不能完全暢懷。楊老一方面對國內情勢終抱樂觀態度，但同時也對勝利的一日何時到來充滿未知感。他一方面認識到中國大力發展科研、科普宣傳的必要，但同時又以自己不過得一博士“虛銜”自卑，時常有“百無一用是書生”之慨。這種心情為此書帶來一種時代的沉重感，的確與書名中“悲哀”二字緊緊相扣。
該書于1929年初版時，得到諸多朋友的支持。包括封面的繪圖者姬德鄰先生，以及為本書作序并畫插畫、題寫卷首詩的王德崇先生。他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后，與楊鐘健相識于“共進社”，任《共進》刊物主編，一起積極宣傳馬列主義，痛斥軍閥。1939年在美國獲得經濟學博士后回國，在農業經濟學術研究上有較深的造詣，著有《農場管理學》等。他自幼聰敏好學，是一位進步青年，且頗有膽識勇氣。楊鐘健先生與之交情甚篤，視其為“相知”。《去國的悲哀》前面幾部分即是以寫給王德崇的信件的形式呈獻給讀者的。字里行間可見二人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默契。
書中提及與作者有交誼的人物，皆為一時之秀。在此，舉一人為例。孫云鑄先生為我國古生物學的奠基人，20世紀20年代留學于德國哈勒大學，1927年，與楊老在哈爾茨地質旅行途中相會，二人計劃成立中國古生物學會。此實為我國古生物學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楊老寫完《去國的悲哀》，將稿件交與北平平社編輯出版，就又出發了。他受翁文灝先生囑托，去往山西西部、陜西北部一帶旅行調查三個月，又去東三省不到一月，然后參加中美考察團前往內蒙古二連浩特東部一帶，最后是參加中法科學考察團，由張家口出發一直向西到吐魯番、烏魯木齊，然后取道西伯利亞回到北平。楊老將這四次旅行的經過和感受記錄下來，匯集成冊，取名“西北的剖面”，由翁文灝作序，于1932年出版。楊老稱“幾乎上自天時，下至地理，乃至人世滄桑，世態炎涼等等”，無一不“或深或淺地切剖一下”。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考察團和中法科考團這兩次中外合作考察項目，在歷史上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楊老作為親身經歷者記錄的詳情，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剖面的剖面》記錄了楊鐘健先生于1932—1936年在山東、河北、山西、陜西、甘肅、四川和兩廣等地所進行的地質、古生物考察和調查活動。楊老照以前一樣，將旅途中所觀察、感悟到的內容記述下來，成為一部游記。何為剖面？正如翁文灝在序中所說，“就是把我們所要研究的事物解剖開來”。關于此游記的內容，楊老概括有三：第一記地質知識，第二記沿途風景，第三記民俗風物。特別強調，舊時有的游記，有著很美的文字，也是不朽之佳作，然而描寫并不合乎事實，如言山必定壁立千仞，說月無非玉兔嫦娥；更有甚者，游龍門必提夏禹，過吐魯番必稱火焰山。因而新式游記則須給人以準確的知識，對每一地的地質背景、地理狀況和人情風物，均予以正確的記載。這種寫作意圖在《抗戰中看河山》中更為突出。1937年“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被自己視為第二故鄉的北平淪陷，楊鐘健帶著悲痛的心情于當年11月離開，經湖南、云南、四川、陜西，再游新疆，至回到北平，前后歷時六年。此次野外旅行是在國土淪喪、時局艱難中進行的，楊老尤感我國山河之美、物產之豐，用“錦繡山河”“地大物博”并不足以說清楚，而應該以實際的描寫和科學的解釋予以記錄。更重要的是，楊老看到外國人對我國的自然地理均有翔實考察記錄，而我國邊疆地區喪失多年從不見有相似書籍出現，不免驚心，深感地質科學在我國發展的必要。
這兩部書的出版都頗為不易，《剖面的剖面》尤其充滿波折。此書完稿于1937年，交付禹貢學會的顧頡剛，擬送商務印書館加入“禹貢叢書”出版。是年恰逢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商務無法印行，原稿也不知蹤跡，直到1950年方才找回。1973年，楊老高齡，仍念念不忘此稿出版，曾求助于同人，甚至稱“用紙可以次一些，印的份數可否壓縮到三百份或四百份，插圖和圖版加價太昂可以去掉”等等，言辭卑微懇切，令人聞之心酸。即便如此，仍未能如愿。直到2008年該書才首次在科學出版社出版。今次隨另外六種游記一同再版，真有回歸之感，令人不勝唏噓。而《抗戰中看河山》雖然寫完即交由獨立出版社出版，但也非常不易。按照作者原來的計劃，會在書中加入路線圖和風景照片若干，也因戰時艱難未能如愿。而翁文灝先生忙于政務，也未能撥冗賜序，頗為遺憾。但楊老仍然對慷慨幫助過的盧逮曾先生表示了誠懇的謝意，意識到“目下此等困難情形下，印刷這個似乎不重要的書籍，是不容易的”，顯示出學者的豁達。
中國地質學家、地理學家翁文灝先生說，“我們學地質學的人是最有游歷機會的，背了一個布袋，拿了一把錐子，根究地下的富藏，追尋遠古的歷史，這是我們的本分。但是除了敲石頭之外，所經地方的山川形勢人情物產種種都有研究的價值，而且往往與我們的石頭有關”，“這些游記正是楊鐘健先生科學觀察而通俗寫作的結晶，也是許多讀者借此窺見科學意義的極好門徑”。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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