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三千年
中國歷史背后的文化密碼
據說,巴黎和會在討論山東問題時,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有一個精彩發言。顧維鈞說,山東是中國文化的搖籃,中國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誕生在這片土地上。孔子猶如西方的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我們不是在這里討論顧維鈞的發言與巴黎和會的得失,而是覺得顧維鈞的精譬之語道出了孔子、懦家對中國及世界的意義。作為圣人,孔子與耶穌地位相埒;作為圣地,山東與耶路撒冷同等重要。
這個判斷,也最簡潔地說出了這部《中國儒學三千年》的寫作旨趣。孔子、儒家,對于中國人來說,不是簡單的文化現象,而是與生命相關聯,是中國文明的根,其意義、表征,就像耶穌、基督教在西方人心靈深處那樣,是一體的,而不是外在的依附關系。
儒學的起源,曾建構了一個新的文明體系
從歷史學的視角說,孔子并不是儒學的最初創造者。儒和儒學的起源,都遠在孔子之前。孔子只是懦家典籍的整理者,儒家思想體系化的創建者。但“曾經圣人手,議論安敢道”,儒家經典經過孔子之手,后世儒生一般不會提出疑問,足見后世對孔子所謂的“頂禮膜拜”、“馬首是瞻”,也反映了孔子、儒學、經典對我們民族的巨大影響力。
據研究,儒的發生大約在殷周之際。在那個天崩地裂的大變動時代,官學解體,學術重心下移,漸漸轉移至民間。儒的前身大約是負責禮儀典章的文化管理者,原本依附于殷商王朝,然而在殷商王朝滅亡后,很多殷商遺民也因周朝統治者的安排,離開故都,遷往宋國等地,集中居住,便于管理。
貴族的文化傳統養成絕非一朝一夕,而徹底喪失更非易事。于是,這批殷商遺民在宋國一定程度上反而自得其樂,傳承著自己的文明,尤其是在殷商那幾百年來形成的制度、典制、禮儀、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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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周朝的統治者并不是一批起自鄉野的文盲,在漫長的“先周時期”,周人的祖先也在創造、傳承著自己的文明,因而當周人取代殷人統治時,他們并不是只顧著慶賀、狂歡,而是有著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他們思考的問題是,如此強大的殷商王朝為什么不堪一擊,周王朝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殷商王朝的覆轍?
思索的結果是我們看到中國歷史至此出現了第一次大的轉折,根據王國維先生《般周制度論》的研究,就是一個全新的宗法社會體系由此建立了起來。其要點有:立子以嫡的嫡長子繼承制,比較穩妥地制定了一個政治權力傳承、經濟財富繼承的基本規則;以嫡長子繼承制為中心,又衍生出一系列宗法社會規則,諸如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直至以個人為同心圓的五服制度,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等。
這些制度不僅結束了此前中國社會的無序、混亂的面貌,而且建構了一個新的文明體系。
新興的周王朝統治者確實有大格局,有長遠的考量,特別是周文王姬昌倡導篤仁、敬老、慈少、禮賢下士,為周王朝網羅了一大批有用之才。而他的第四子周公旦更是任勞任怨,竭盡全力協助幼主周成王執政,既讓周王朝平穩度過了建立之初的困難時期,更為周王朝的長治久安制定了一套文明制度。周公之所以被譽為儒家功臣,孔子之所以時常夢見周公,其實都應該從制度層面給予解讀。
周公主持制定的禮樂制度,主要憑借的還是那些遷徙至宋國的殷商遺民,這些遺民擁有淵博的知識。而周朝統治者的禮遇,讓他們有了一個傳承文明的機會,儒家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得以產生的。
據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的先人就是遷徙于宋國的殷商貴族,擁有較高程度的知識、教養,精通殷商的禮樂制度。
經過周朝八百年發展,政治架構、社會經濟、文化思想諸多方面都獲得了極大的提升。特別是周王朝政治架構上的雙層體制,既有以周天子為中心的聯邦要素,又有以各諸侯為中心的地方自治。各諸侯國的政治制度絕無完全相同,它們之間相互比較、相互競爭、相互激勵。
周天子有自己的經濟來源,除了象征意義,用以維持“天下共主”身分而令各諸侯國按禮制進貢方物外,周天子實無力向諸侯國攤派更多的費用,但周天子、周王朝是正義的化身,率有道伐無道,占據道德至高點。
因而各諸侯國不論國力強弱,在很多時候仍愿意與周天子一起,“同仇敵愾”。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周天子確有可以利用的價值。這種雙層政治架構既維持了一個大的共同體以應對新的挑戰,又使各諸侯國因時因地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主動性。
孔子后來動輒贊美周制,夢見周公,是因他確實看到了周制的價值與意義。
然而,周朝的這種政治制度發展到中途,也遇到了新的問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天子的實力和影響逐漸式微,諸侯弱肉強食,遂相繼形成了幾個大的諸侯國。所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其實就是這些諸侯國在叢林規則中的勝出,征服、兼并其他諸侯國的結果。
假如周王室仍然能維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體制運行,并始終占據主導,那么即便出現幾大諸侯國相繼或同時爭雄稱霸的政治格局,也并不是絕對的壞事。畢竟許多事情超出了一個小的諸侯國范圍,諸如治水。可惜的是,到了戰國晚期,秦國異軍突起,以武力征服諸國,一統天下,進而徹底廢除了具有象征聯邦意義的周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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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秦朝致命打擊,儒學反而發揚光大
秦帝國的統一,對于后世中國確實具有許多意義,但秦帝國的政治架構是對周朝雙層政治架構的徹底破壞,以單一架構取代雙層架構,完全廢除了諸侯國的自治權,天下一統;又以郡縣制替代封建制,對全國實行垂直管理。
對于秦帝國的政治選擇,當年的爭論不可謂不激烈,但統治者無視反對者的意見,一意孤行。統一帝國建立了,但相應的問題其實兩千年來并未獲得真正解決。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殷周之變”之后發生的第二次大變動,許多歷史學家稱之為“周秦之變”。
殷周之變產生了儒家,周秦之變遏制了儒家。在周秦之變爭論最劇烈的時候,力主維持雙層政治架構的仍是那些儒家學者,只是秦王朝的統治者沒有接受他們的建議,而堅定不移地廢封建、行郡縣,甚至不惜以“焚書坑儒”的極端方式解決了持不同政見的儒者。
這是儒學史上最慘烈的一幕,被坑殺的儒者不算多,但焚書確實是對文明的摧殘,給后來的儒學發展,甚至儒家學術史留下來許多持續爭論的問題。后來所謂的“今古文之爭”、漢宋之爭,尤其是清代學術的內在理路,其實都與秦王朝的坑焚之虐有著某種程度上的關聯。
我在這本書里解釋了,焚書坑儒的實際結果與動議者、批準者、執行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坑焚之虐反而提升了儒家的地位,推動了儒家典籍更大范圍的流傳。到了漢武帝時期,儒學甚至被提升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儒術獨尊,一家獨大,而且持續了兩千多年。直至20世紀,儒學的地位才受到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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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反而促成新儒學的崛起
晚近儒學受到沖擊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變局,即繼“殷周之變”、“周秦之變”之后,因大規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引發的大變局。這個變局至今沒有結束,如何定位還可以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引發的對傳統價值的再思考,其實是晚近的事情。在中西文明交流之初,雙方彼此間都抱持著一種欣賞的態度。本書中就專門講述了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不論是最早的利瑪竇、徐光啟、李之藻、王徵,還是稍后的湯若望、南懷仁、梅文鼎、方以智,他們似乎都沒有像佛教東來之初儒佛之間那樣的相互敵視。
中國的儒家學者謹記圣人“儒者以一事不知以為恥”的教誨,對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帶來的西方文化抱著一種急切的學習態度,他們發誓與西儒合作,用二十年時間,將西儒帶來的六千部西方典籍,就像《幾何原本》那樣全部譯成中文。果真如此,中國的面貌將煥然一新,西方也將在文化交往中受益良多,比如中國文化中的人文主義也確以某種形式參與了西方的啟蒙運動。
換言之,起初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交流時,并沒有感到絲毫不適和無所適從,但中西文化后來發生沖突也是事實。
18世紀中期之后,英倫三島的工業革命給全世界注入新的動力,遙遠的東方也被波及。因工業革命而產生的工業社會、工業文明,與中國舊有的農業文明、儒家文明,并沒有結構性的沖突,工業文明并不是要直接取代農業文明、消滅農業文明,即便融合到后來,也不過是用工業文明的手段去調整農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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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從事農村建設的專家梁漱溟的觀點解釋,引進吸收西方工業文明之后的中國,工業文明的好處不妨應有盡有,中國固有的農業文明也會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調整自身。中國是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一個工業文明,而不是工業文明完全替換掉農業文明。
理解這個道理現在當然不是問題,充分工業化的西方成了世界最大的糧食生產基地,而現代農業機械化水平不高的中國反成了世界工廠。但在過去很長時間里,人們并不清楚這些道理,因而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緩慢不前,又不斷受制于先發國家的叢林規則,處處吃虧時,一些思想者如陳獨秀、吳虞等人將中國落后的責任推向思想文化,以為儒家倫理、孔孟之道必須承擔中國落后的責任。
然而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正像賀麟后來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中所說,陳獨秀等人對儒家、孔子的責難,不僅沒有將孔子、儒家打倒,反而從另一個角度彰顯了孔子和儒學的意義。
“后五四時代”新儒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五四新文化極端反傳統的回應。這個思潮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走向。20世紀末再度掀起國學熱、儒學熱,以及對孔子地位不斷的重新認同。
這些歷史細節,書中盡量都予以描述與解釋。由此可見,對于中國人而言,儒學就是類似于基督教在西方的意義,即便儒學不是宗教,但對中國人而言,它確實具有準宗教的意義。
書中沒有從形而上的視角解讀儒學、儒家與孔子、孔孟之道,因為純理論的探討、解讀過于艱澀與枯燥,本書的主旨是希望從大歷史的視角,給三千年的儒學發展史做一個鳥瞰式的描述,為讀者諸君呈現一個宏觀景象。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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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關于儒學的爭論太多太多,卻逃不出兩種極端:不是擬古不化,就是全盤否定,兩種極度矛盾的觀念交替流行,形成了一個圈套,把國人的思想都局限在里面,止步不前。
而本文作者馬勇卻跳出了這種思維的局限,用現代自由主義的觀念,從大歷史的視角,給三千年中國儒學的發展做了鳥瞰式的描述,為讀者建構了一個宏觀框架,為讀者揭開三千年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密碼。
為此,誠摯推薦馬勇《中國儒學三千年》,了解儒學在漫長歷史中的發展與演變。
普及版“儒學史”:本書簡潔而不簡單。由于長期以來對儒學的兩極化評價,中立客觀的大眾“儒學史”實際上是一個空白。本書則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白。一個崇尚文明的社會不應總是行走于極端,而只有普羅大眾不被極端所裹挾,才成其為可能。
通過儒學,透視中國:孔子與儒學對于中國人來說,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現象,而是中國文明之根,是中國人之魂,與國人血脈相連。每個中國人的血脈里天然就有儒學的基因,讀懂中國,必先讀懂中國儒學;一部中國史,就在三千年儒學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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